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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文｜杨杰东，香港财华社自由撰稿人。

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——汉莎（Lufthansa）的飞行员又罢工了。原定当天从法兰克福回柏林的友人，由于航班取消，不得不改乘翌日的火车。

▲汉莎航空的飞行员进行罢工游行

汉莎航空的Logo标志是一只翱翔的大雁，罢工的员工们却把它改成了“Angry Bird”（愤怒的小鸟），可见飞行员们是如何地怒火中烧。这样“罢工”的新闻或许在欧洲大陆已司空见惯，除了会“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”，似乎并不能引发人们多大的联想。不过话虽如此，事件引发的震荡效应还是在蔓延，而我们虽不可“窥一斑而知全貌”，但藉由这个窗口来谈谈打工族们最关心的涨薪问题，实有必要。

要知道，这已经是汉莎的第十四轮罢工了，原本飞行员打算罢工个两天的，没想到延续至上周六，甚至到本周才会结束。自上周三飞行员工会开始罢工，短途、长线、洲际航班陆续受到影响，而据了解汉莎每次为此付出成本约千万欧元，还不包括无法量化的形象损失。

飞行员的要求，说白了，就是加工资。飞行员工会要求到2017年4月前，将汉莎航空、汉莎货运与旗下廉航德国之翼（Germanwings）约5400名飞行员的工资，在5年内共提升22%。他们认为，尽管公司有约数十亿的盈利，但自四年前以来就没有加过工资，实在过分。不过汉莎方面答应的涨薪幅度仅有4.4%，在2018年底前也只能加薪2.5%，显然与飞行员的期待落差甚大。（此处应对格力董小姐怒涨全体员工1000元工资的行为奉上掌声）

到底是飞行员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，还是汉莎管理层刻薄寡恩，双方各有理据。对于到底加薪多少才算最合理？这个问题不只困扰汉莎，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矛盾集合体。处于雇佣关系的两方，永远站在对立的角度。老板觉得，我加人工已经够多了；员工却认为，老板也太过吝啬，完全忽略员工的合理要求。作为打工族的你，和作为老板的你，一定“心有戚戚焉”吧？

那我们先看看汉莎近期的财务状况如何？按理说，基于航油价格下跌，成本下降（今年首9个月汉莎总燃油成本降低17.8%至37亿欧元），汉莎今年的业绩应该做得不错。从汉莎披露的业绩得知，汉莎在过去连续5年的1至9月间，收入基本稳定，甚至能实现小幅提升。

▲图一：汉莎航空1-9月收入状况，2012-2016. 单位：百万欧元。

而且从它的纯利（图二黄色柱）来看，2014至2015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，由4.82亿欧元直接飙涨至17亿4千8百万欧元，增幅达到2.63倍；及至今年前9个月的纯利更上一层楼，达到18亿5千1百万欧元。所以说站在员工的立场，是不是应该合理地加工资了？

▲汉莎航空1-9月除税、息及折旧前盈利（经调整）及纯利，2012-2016. 单位：百万欧元。

与总体员工数字比较起来，这次罢工的群体算是一小部分，但岗位重要，所以几乎所有航班受影响。截至今年9月份，汉莎航空共有雇员12.4万人，较去年同期增幅为4%。但同一时期，汉莎的员工成本却下降了11.5%至52亿欧元。按照它自己的解释，一方面因为增加了很多餐饮服务雇员，另一方面将员工的退休俸由固定的转为与员工的业绩表现相关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贡献了集团收入超过7成的汉莎航空雇员却轻微下降0.6%至54,592个。

汉莎这次如此“硬气”，或与之前跟空服员工会（UFO, FlightAttendants’ Union）达成雇员薪金及退休俸谈判有关。跟据双方达成的协议，公司在今年10月1号给空服员加薪1%，在2018年1月再加薪2%；员工的退休计划由目前的固定受益计划改为固定供款计划，相当于将目前年薪的5.2%加入退休供款，类似于内地的社保基金供款或者香港的强积金（MPF），员工仍可在55岁退休；汉莎航空只能雇佣工会内的成员。薪金合约截至2019年6月底，退休合约及雇佣特款截至2023年。这就意味着，在经历了几年的空服员不间断罢工之后，汉莎航空会有接下来几年的稳定时期。汉莎将这个列入今年的大动作之一。

汉莎航空的其他大动作，包括将全购布鲁塞尔航空剩余55%的股份，预计于2017年初完成；与中国国航签署了建立商业合营计划，旨在“进一步合作和加深在中国的竞争优势”，以及“使大量客户受益，通过代码共享、航班表统筹和在合营公司内执行普通票价”。

今年评级机构标普将汉莎的投资展望调整为“负面”，汉莎管理层也随之下调了明年的EBIT预测。汉莎虽然对诸多来自于政治经济的风险因素做出评估，如欧元相对美元、瑞士法郎的贬值，油价的波动，恐怖主义的袭击威胁等等，但唯独未就职工会的罢工有所分析，虽然它自己坦承，由于尚有工资谈判未能解决，不排除未来有继续罢工的可能，这也“无法估量”究竟会带来多少损失。

一方面与空服员的薪金及退休问题的协议已经达成，另一方面短期有投资计划，加上对未来盈利悲观，综合因素可能促使汉莎管理层在飞行员的薪金增长上态度保留。

从这个事件折射出的，确是管理中常常发生的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。这让我想起在课上的一个例子。我们在课堂上被要求分组完成一个商业游戏。组内的成员被分成不同的角色，有组装工人，有市场人员，有物流，有经理，有投资人，有咨询公司代表。大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成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，保证质量，而且要有盈利策略。我被分在组装工人组。每次客人有什么要求，由管理层传递给我们，但问题是要求太多，导致无法按时完成产品。在反思环节，我说我要罢工。大家哄笑。我说你看，你们为了盈利，不顾工人的死活，也不管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出来，一到时间倒数就拼命催促“快点、快点”，这个让人怎么受得了？如果员工的合理权益不被照顾，他会为公司卖命吗？显然不会。如果员工做事没了动力，公司慢慢变差甚至最终倒闭，最后究竟是谁的损失呢？

汉莎的员工会们之所以能发动一波又一波，持续几年的不间断罢工，藉此来争取加薪的要求，这与欧洲工会的强大密不可分。而且不止是德国，在一些典型的国家如法国，工资的每一次上涨，都与工会组织的罢工密不可分。如果这是在香港或者一个其他的亚洲城市，根本是难以想象的。记得去年早些时候国泰航空的飞行员工会也有过类似的静坐活动，但始终不成气候，不能长期坚持下去，或者取得的效果有限。

当然，工会的强大、工资无法下调，被人批评为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社会竞争力下降，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源。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，低工资被当作一个地方具有竞争力的表现。有一年香港被评为“世界最具竞争力之首”，居然有很多人欢呼雀跃，着实令人十分费解。殊不知，所谓“竞争力”竟是由无休止加班，对劳工的生活空间的严重压缩换来的可怜幻觉，有什么值得高兴呢？我们究竟有多么热爱工作呢？或者有没有想过，除了工作，你的生活是什么？这可能是很西方的思考方式，但是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？

韩国三星电子与荷兰著名电子企业飞利浦在2001年共建合营公司，目的在全球拓展显像管电视业务。后来双方的合作案以失败告终，除却商业定位失误这一致命伤之外，三星的员工就抱怨，荷兰的同事把工作跟生活分得也太开了，客户如果在工作时间以外发生问题，是不可能找到外国同事的，这个让他们十分不理解。这个就是大家之间不同认知，“工资与生活，如何达到平衡？”我们这里的答案是，不可能。

总有人说这是由外面的大环境决定的。毕竟，作为打工一族，你没有罢工的本钱。如果你为了加工资而罢工，雇主自然会欣然接受，然后迅速请到一个代替你的人。于是你就当然失业了。所以，你的单打独斗，始终让你处于劣势。但是，为什么在亚洲，工会组织没有那么强大呢？

工会组织起源于欧洲，伴随工业革命而来，也是经历了由非法走向合法的漫长过程。也许，亚洲人不太习惯集体谈判，尤其是涉及到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工资如何时。比别人分多一点的私心，至少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。

最后一个有趣的观察是，德国曾经进行过劳动力市场改革，削弱了集体谈判的能力，令到他的实际工资明显降低。靠着低工资，被很多人批评说，让德国在整个欧元区尽显竞争优势，导致了其他成员国的收支不平衡，引发别人的欧债问题。只是，这样的优势，在工会罢工越来越激烈的今天，还能延续多久，不得不成为德国未来思考的前路。靠低工资吸引人，增加所谓“竞争力”，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，都非长久之计。

年关将至，你期待的加薪幅度会是多少呢？

■ 编辑｜李思，香港财华社财经编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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